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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,斯坦因由于其中亚考古的丰硕收获间接推动了中国敦煌学的产生,那么,伯希和则是直接给中国敦煌学机车注进了第一桶燃料。 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
在20世纪开始的二三十年里,敦煌学的形成与发展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最引人注目的热点。我们还找不出另外更引人注目的潮流。伯希和、斯坦因等人的对华、对日交流,内藤湖南、狩野直喜的来华、访欧取经,罗振玉、王国维的赴日求教,英、法之间的互携相提,等等,表现出了敦煌学在开放、互补、协同中快速发展的激动人心的世界潮流。这种势态继续向三四十年代延续,虽然人们的心态有了微妙变化,研究和交流开始在谨慎的目光中进行,但交流的本质并没有变。特别是中国新一代敦煌学家 如陈寅恪、向达、王重民、贺昌群、姜亮夫等,无不是在东西方交流中做出其在敦煌学研究的大学间的。敦煌学不论从哪一方面讲,都不可能是一家之言、一国之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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