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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二十八年,也就是藏经洞发现的第三年,湖南进士汪宗翰任敦煌县令,他学识很好。得到王圆策送来的经卷,展示之后很感兴趣,于是报告了甘肃学政叶昌炽。这位学政知识渊博,当时已在编订他的《语石》一书。了解到藏经洞的情形后,托汪宗翰代求-些卷子, 以备出书所用。先后得到了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,写经卷子、梵叶本各二。叶昌炽建议省府保管这批文物典籍,一算下来,光运费就要五六千两银子。京城老佛爷、光绪帝正病入膏肓,政局莫测。苦甲天下的甘肃十年九灾,民不聊生,谁敢以如此巨款运送一- 窟佛经?这可是弄不好要掉脑袋的事!所以省府的答复是让敦煌县令自己去处理这件事,汪宗翰亦无办法,于是口谕王圆策就地封存石室遗书。因为从上到下未见官方正规文书,谁也没有把这当做-件大事,最后不了了之。王圆篆只做了一样事,就是给17窟装了个木门,铁锁-挂,外人询问只道钥匙不在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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